访谈嘉宾
徐小洲浙江传媒学院院长
卢晓中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
沈 伟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刘宝存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
阚 阅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晓宁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日前，《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印发，对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进行了重点部署。我国教育对外开放有哪些亟待加强和改进的方面？如何加快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化人才？如何推动教育对外开放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疫情背景下如何迎难而上、向国际社会贡献教育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教育报记者就此采访多位专家。
新形势下为何要加快和扩大教育对外开放？
记者：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现状如何，又有哪些亟待加强和改进的方面？
沈伟：我国教育对外开放是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先后经历了留学教育为先导，高等教育与文化交流为主，进而扩展到整个教育体系对外开放的历程。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留学生输出国和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基础教育的优秀经验正在“走出去”；截至2020年6月，我国已在162个国家和地区设立541所孔子学院和1170个孔子课堂，中国语言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我国与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互动日益频繁，在国际秩序、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力日甚。
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提高，但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话语权和竞争力仍有待提高；来华留学人数稳步增加，但生源结构偏亚洲化；接受学历教育的留学生人数稳步上升，但地区分布不均衡，且普通高校、高职学校的语言类留学生比例居高不下；教师交流人数与层次逐渐提高，但学术研究共同体建设不足；中外合作的范畴变广，但质量保障与话语主导仍有待加强。
记者：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在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中，教育对外开放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
徐小洲：教育对外开放在这当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全国留学工作会议贺信中指出，教育对外开放要培养造就更多优秀的人才，努力开创留学工作新局面，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教育对外开放是世界先进文化吸收与中华优秀文化传播的排头兵。多元文化冲突与交融是当今世界文明面临的共同问题，需要以包容思维实现人类先进文化共享。教育是文化传播的主阵地，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们进行文明对话和理解的交汇地。当前，我国要以“一带一路”为重点，持续推进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教育对外开放是促进我国科技事业快速发展的先锋队。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40年间81%的中国科学院院士、54%的中国工程院院士、72%的国家“863”计划首席科学家均为留学回国人员。同时，通过来华留学项目，我国为其他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科技与社会发展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教育对外开放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桥梁。目前，我国广泛构建起教育合作交流平台，与18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教育交流合作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尽管我国将碰到各种新的困难与挑战，但我国必须勇敢走进国际教育舞台中心，加强与国际组织和各国教育机构的合作与交流，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为构建全球教育共同体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如何推动教育对外开放实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记者：如何从整体上把握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工作原则？
徐小洲：首先，新时代的教育对外开放要坚持健康、有序开放。教育总是有目的的选择性行为，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必须铭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促进教育理念、教育体系、教育类型、教育对象等双向、高效、有序开放。在教育交流中，我们要妥善处理好两种关系：一方面，在引进外国教育资源时要善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避免不良的文化影响与政治渗透；另一方面，在教育资源“走出去”时，要善于传播中国优秀文化，营造包容、开放、多元的教育开放氛围，增强不同文化之间的认知、沟通、理解，形成合作、互助、信任的文化共识。
其次，新时代的教育对外开放要提升开放能级。根据全面开放的整体布局，大力推动教育系统全方位开放，形成教育对外开放的整体合力。为此，教育对外开放要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向发力，重视顶层设计、系统谋划、分步发展，在高质量、优结构、可持续中走出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新路子。
再其次，新时代的教育对外开放要守住安全底线。我们要建立国家教育对外开放治理体系，完善监督管理架构和政策法规，加强教育对外开放风险防控措施，确保教育对外开放行稳致远，捍卫国家政治安全和教育主权。
记者：结合刚刚谈到的问题和《意见》的部署，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如何从量的增加转向质的提升，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
沈伟：内涵式的教育对外开放意味着遵循教育合作与交流的规律，根据国际关系的动态发展与本国教育引进、输出的现实需要，发挥教育促进文化交流、人才培养、推动和平发展的潜能。为实现教育对外开放的高水平、可持续发展，可采取如下策略：
优化出国留学的工作布局，促进教育对外开放内涵式发展。当今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部分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区域冲突、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问题频频爆发。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世界的不确定、不稳定性进一步增强，间接影响了留学环境和留学意愿。曾为我国留学生首选地的北美，已出现人数增长乏力的势头。故应根据国际关系的动态发展，合理布局出国留学，为人才培养构建安全、良好的氛围。进一步推动东亚、“一带一路”等教育共同体建设，加快教育体制互通和学历、学分互认，为留学生提供更为便利、灵活的留学条件。
有序推进教育在地国际化，系统提升教育对外开放的质量。截至2020年6月，我国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达2282个，其中本科以上机构和项目共1196个。我国具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的大学10所，非独立法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121家。与此同时，我国越来越多的公办学校、民办学校，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选择。这些学校、项目、机构为我国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在地国际化提供了基础与经验。我国可有计划地建立教育对外开放试验区、示范区等，在试验区内，探索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大中小学衔接机制，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在示范区内，凝练一流学科对外开放的经验，讲述中国故事的同时形成区域经验辐射。
拓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深化跨国科技合作创新。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由2018年的第17位上升到2019年的第14位，且仍是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唯一进入前30名的国家，表现出巨大的上升潜力。目前，中国已与创新指数表现良好的以色列、芬兰、瑞士等国建立了创新伙伴关系及其相关平台，可在已有的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上，协同高校、研究机构、企业、政府的力量，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通过“产学研用结合的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等机制深化国际科研合作，推动技术创新与转化。
丰富国际合作形式，以网络化、智能化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提高留学教育的质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9年的大会上，通过了一套有效法律和技术规范的标准，促进开放教育资源在国际间共享。我国可积极参与到共享资源的建设中，并通过认证引进多类在线教育平台，借助智能伴学系统落实“泛在大学”，通过自适应技术支持留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通过扩展现实提高教学效能，并以此带动我国中西部地区国际教育的质量提升。
如何加快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化人才？
记者：《意见》着眼培养更具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对各级各类教育的对外开放作出了相应安排。您认为，何谓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化人才？
刘宝存：首先，应该掌握相关专业领域的基础理论、学科前沿知识和专业技能。其次，应该在知识、技能、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发展处于国际最高水平，能够在各自的学科和行业与国际同行进行对话、合作与竞争。再其次，应该掌握多种语言，熟悉世界不同文化，通晓国际规则，具有全球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这个人才队伍应当包括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学术型人才、应用型人才、技能型人才。只有各级各类教育协同培养，才能真正实现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化人才的目标。
这是一项卓越工程。它不但要求我国的人才培养对标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在人才培养目标、专业与课程设置、教学模式与方法、质量监控与评价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改革，提升教育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而且要求我国的人才培养对标世界一流水平，制定世界一流的质量标准，打造世界一流的教育体系，探索世界一流的人才培养模式。
记者：具体到培养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国际化人才的改革措施，您有哪些建议？
刘宝存：一是加强中小学的外语教育改革，扩大中小学外语教育语种范围，加强我国周边地区通用语言的教育。鼓励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毗邻的省市及区域，以选修课的形式开展周边国家通用语言的教育。
二是大力发展国际理解教育。要明确国际理解教育的目标，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吸收借鉴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将国际理解教育融入教育综合改革，融入各级各类学校课程和课堂教学，并承担讲好中国故事的历史使命。
三是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多样性的特点，大力培养非通用语人才。科学规划非通用语专业分布，突出关键语种人才培养。以政策、制度等形式增加投入，扩大非通用语人才培养规模。以制度保障非通用语人才培养政策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创新非通用语人才多元化培养模式，设立非通用语海外短期进修项目，支持非通用语人才到海外攻读高一级学位，强化研究生教育阶段的非通用语人才培养，加强非通用语教师队伍建设。
四是加强“一带一路”建设急需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民族、宗教等诸多领域专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加强涉外技术工人培训，制定各类技术工人培训内容的国家标准，强化专业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创新专业技能人才培养模式。
五是大力培养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与国际组织人才，提升我国的全球治理能力。做好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与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中长期规划，加快建设一批高水平国别与区域研究及国际组织研究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构建跨学科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才和国际组织人才的学科专业以及人才培养体系。
六是面向国家发展战略需求，鼓励在新兴学科和战略急需学科开展合作办学，全面提升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建设一批高水平示范性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形成一批国际化的优质教育资源。
七是统筹规划出国留学，充分利用国际优质资源培养国际化人才。统筹规划国家、地方奖学金，集中公派留学资源培养国家急需人才，同时完善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资助政策，健全留学生归国就业创业优惠政策，吸引更多优秀留学生回国工作、为国服务。
八是打造来华留学教育高水平学科群，建立特色学科和精品课程，打造“留学中国”品牌项目，吸引国际优秀学生来华留学，努力将我国建成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全球教育高地。特别是要制定吸引优秀人员来华留学的国家战略，设立来华留学教育高端项目，有重点、有计划、分步骤为沿线国家培养培训各行业中高级管理人员。
如何打造教育对外开放新高地？
记者：《意见》提出，在教育对外开放中贯彻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如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大中外合作办学改革力度等。不少专家呼吁，在雄安新区、海南自贸区、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建设的区域先行先试，打造教育对外开放新高地。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研究者，您怎么看？
卢晓中：这些重点建设的区域，都应当成为教育对外开放的新高地，有力地撬动整体区域教育改革发展的同时，支撑区域乃至推动全国对外开放。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大湾区建设国际教育示范区”。2020年6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将深化教育对外开放作为自贸港建设的重要支撑——允许境外理工农医类高水平大学、职业院校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独立办学，设立国际学校。推动国内重点高校引进国外知名院校在海南自由贸易港举办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打造教育对外开放新高地，可从三大方面努力。首先，在重点区域先行先试，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教育新体制。要坚持教育开放，完善区域教育开放合作体制机制，集聚国际教育优质资源，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教育发展区域。比如粤港澳大湾区，可充分发挥港澳高度国际化的独特优势，采取灵活政策支持大湾区教育合作办学“先行先试”，促进各类办学要素在大湾区便捷流动和优化配置。
其次，以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宗旨和使命，打造全球教育和人才高地。加强这些重点区域与欧美发达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教育和科研交流合作，推动重点区域教育和人才资源“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加大对留学生的吸引力，扩大留学生规模。要对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度融入重点区域建设进程，构建国际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努力培养造就大批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拔尖创新人才。
最后，以教育对外开放为鲜明特色，推进区域教育体系的升级。各级各类教育都应积极参与并各司其职，致力于整体区域教育体系的构建。比如，引导重点区域的“双高”建设高职院校与国外职业院校、机构或企业共同组建国际合作平台，建立职业教育国际枢纽，为职业教育引入与输出提供服务基地与平台。又比如，推动基础教育阶段的国际特色学校建设，使国际课程模式与教学理念合理融入区域教育教学实践，提升外籍人员子女教育融入度。
如何向国际社会贡献教育治理中国方案？
记者：《意见》提出，积极向国际社会贡献教育治理中国方案，如何有效提升中国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参与和贡献？
阚阅：全球教育治理是指国际体系中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各个行为体的共同合作，通过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安排，协调各自利益和政策，以应对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所面对的教育发展上的各种跨国和国际挑战，并支持各个国家实现国家治理水平提升的活动。
当前，全球教育治理面临的主要治理危机既包括由于全球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和新兴国家崛起而产生的国际治理机构权力分配问题，也包括现行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中的程序正义问题；既包括全球教育治理不断发展过程中诸多治理主体在“权威空间”中的张力问题，也包括传统国际治理机构由于官僚体制而形成的效率和效能的问题等。
中国对全球教育治理最大、最持久的贡献就是其自身的发展成就。在未来的全球教育治理中，中国应通过接受和参与既定的国际制度（即转制）、改变国际社会中一些国际制度的不合理不公正因素（即改制）和创新设计更好的国际制度以发挥国际制度的效应（即建制），从而在全球教育治理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有效提升中国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参与和贡献，需要中国自身不断加强对国际制度进行转制、改制和建制的能力建设，同时也需要从战略和战术不同层面做出谋划。首先能力建设是核心。加强具有原创性教育知识、思想和理念的生产和生成，加强教育话语体系的创制、推广和传播，加强能够得到国际社会认可和通行的教育规制的制定和发展，通过议程设置、程序设定、协商博弈等加强国际教育合作等。
如何应对疫情对教育对外开放带来的挑战？
记者：新冠肺炎疫情对教育对外开放造成了哪些影响？
王晓宁：首先，教育国际交流合作遭遇短期集中冲击。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如出国留学、来华留学、人才引进、人文交流等诸多方面，因疫情直接影响而遭遇的集中冲击不言而喻。短期来看，疫情导致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国际教育投入下降、国际人员流动锐减、国际政治局势变动等，都是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消极变量。在国际疫情倒灌、国内局部反弹的双重风险下，预判和测算上述影响及其规模，预筹应急应对举措，配合大局打好“战疫”下半场无疑是首要命题。
其次，“全球化”“国际化”遭遇空前反思。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波全球化，毫无疑问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财富，但同时也伴随着国别鸿沟、贫富差距、社会分化史无前例的扩大。新冠疫情的暴发，更让很多国家体验了产业链断裂对国家经济主权带来的威胁，“逆全球化”“有限的全球化”思潮以及各国对于“对外开放”的保守与退守姿态，将会成为后疫情时代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新语境之一，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值得深度研判。
再其次，国际局势演变给教育对外开放带来不利因素。疫情发生前，中美间贸易摩擦已然频现，在关键技术领域中国频频受到打压。疫情蔓延背景下，“甩锅”中国以及制造病毒起源谣言等国际舆论攻击，仍在继续发酵。近期，美国更出台新政策对我国赴美留学和科研人员进行限制。这对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出国留学、人才交流、合作办学等方面都将带来不利影响。
记者：面对这些挑战，中国教育对外开放如何行稳致远？
王晓宁：一是要预判先机，撬动教育专属红利。全球疫情带来的经济下滑、就业低迷及需求萎缩会迫使劳动力回归或滞留教育培训领域以寻求缓冲与储备，从而促使教育事业，包括教育对外开放领域为之提振。与此同时，国际间教育交流合作恰恰是当前全球化进程遇阻和国际政经局势紧张之下的一个软性缓冲机制，正当大展经纶之时，要及时对相关特殊机遇、专属红利做出预判，承担使命并发挥作用。
二是分而治之，部署差异化、精准化的交流合作战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对不同区域、不同学科、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的合作交流战略要有差异化部署，对短期受冲击巨大的领域与长线稳定推进的领域要有精准化扶持举措等。
三是集中发力，推动举国体制在教育对外开放领域的关键发挥。集中力量迅速重启来华留学、加紧争取高科技领域拔尖创新人才、加快培养能够站到一线为中国独当一面的卓越国际人才等诸多方面，都有赖国家的集中动员与集中投入。有必要研判全局取舍轻重，争取资源保障重点。
四是全员提升，普及并升级国际素养教育。中国正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年青一代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为此做好准备，无论是能力上还是心理上。普及并升级以“世界观、民族情、中国心”为宗旨的国际素养教育，将让年青一代在全球宏观大背景中有效比照与深度认知中国的定位、角色和责任，进而发展出相应的全球合作与竞争素养，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稳健承继中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