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中，“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再次被纳入政府工作报告。“双一流”建设有什么样的共性和特性？中国的一流大学距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双一流”代表哪些能力、行为或结果？……
日前，由长江教育研究院、江苏大学、江苏教育现代化研究院主办的2019镇江·长江教育论坛在镇江召开。来自国内高校的50多位领导及教育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高水平大学建设、大学内涵建设以及大学评价等前沿问题，为高水平大学建设和实现教育强国梦贡献智慧。
资源堆砌无法支撑高水平大学建设
“双一流”建设如火如荼，但是在学者眼中，很多大学对内涵式发展热情不足，既缺乏远景的规划，也没有制度改革措施。
为了探究高水平大学的建设规律，浙江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眭依凡教授先后调研了香港、美国等地数十所高校。在他看来，一流大学建设不是仅靠资源就可以支撑起来的，“利用高校自身的治理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能有效提升高校发展的内生动力。这是给我国‘双一流’建设的一个启示”。
“外延式发展是传统的一种发展模式，以速度和规模为发展要素，内涵式发展则是现代发展模式，强调的是质量和效率。”眭依凡认为，外延式发展主要靠投入，投入后规模就可以扩大、速度就可以提升，但追求质量和效率的内涵式发展则要强调改革。
“通过优化高校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创新发展能力，通过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来实现内涵式的发展。” 眭依凡强调，大学内涵发展的途径就是构建结构，创建一个依据效率优先、整体设计、民主管理、依法治校的原则来构建大学的治理结构。
据了解，香港科技大学用20年时间冲进了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但它仅有理学院、工学院、工商管理学院、人文社科院四个学院，教员700人不到，各类学生14000多人。
“香港的大学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管理部门允许大学自主发展，而且研究跟教学之间是融合的。”岭南大学（香港）副校长莫家豪认为，作为高等教育的教师、研究人员，不应只是为了研究排名、发表文章。学校非常重视研究能不能转化成学生学习的内容，能不能提升香港总体的教育水平，更重要的是学校的研究能不能对社会经济有好的影响。
以“生态思维”规划“双一流”建设路径
“如果说大学是教育的皇后，那么，‘双一流’便是皇后的皇冠，‘双一流’A类高校就是皇冠上的明珠。”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胡金波以哥德巴赫猜想来类比“双一流”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共鸣。
“育人为本，人才为基，贡献为王，是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的三个基数。”在胡金波看来，学校破解哥德巴赫猜想的方法是需要寻找到南大的阿基米德杠杆。其中，最重要的支点是改革创新，要向改革要活力、向创新要动力，而难点在于需克服学校学科建设过程中的“布朗现象”。
布朗现象指的是分子的无规则运动，反复的碰撞消耗大量能量。学校要坚持由无序走向有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优化管理。尤其是克服学科建设过程当中这样无序的状态。胡金波介绍，学校努力构建具有南大特色的学科生态体系，该体系是宝塔型的，非电线杆型的；是成长型的，非干预型的；是体系型的，非条块状的；是特色性的，非体重性的。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让不同学科的教授在不同岗位上发挥着作用。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让每一个人都有出彩的机会。
“假设目标是把冷水烧到120摄氏度，上半场水温上升迅速，任务顺利完成，而到了下半场就要创新方法、方式、模式、工具。”在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孟繁华看来，这样的“半场理论”隐喻在于，下半场的重点是探索突破拐点的“高压锅”，深化综合改革并且重新构建教育生态。
江苏大学校长颜晓红则认为，大学的构建要围绕人才成长的规律，并将其放到大环境里来考虑。除围绕两个纵向环境：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态势，还要围绕两个横向环境，一个是国际合作高等教育的格局，另一个就是行业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只有在这两纵两横的大环境下遵循人才成长的规律，才能办成真正一流的高等教育”。
内涵式发展不能靠数据说话
“现在不少高校在建设‘双一流’时，非常关注数字、数据。从数字角度来看，的确不少高校的数字非常好看，但是事实上，现在的部分学校，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那时的校园更像是一个大学。”会议现场，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阎光才抛出一系列问题，引起现场专家的热议。内涵式发展所强调的内涵是什么？内涵是数据吗？
阎光才认为，大学的本质不是简单通过数据能够反映出来的。关注“双一流”，不可避免地关注数据，但不能唯数据论。
阎光才认为，围绕着数据所形成的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管理思维、经济思维。数据带来的最重要的是生态问题。教师入职初期，在证明是否具备学术实力方面，数据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进入到职业中期教师能力已经被认可后，是否还需要一系列的数据考核方式？
“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要强化一种信任机制，然后要维护权利，拥有权利，才会更好地履行义务。才能够让大学变得更成熟，让学者、让学生快速成长起来。”阎光才说。
“大学的内涵和建设路径，说起来都是文化问题。”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表示，中国有 2600余所高校，普通高校有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所属关系，也有不同的服务面向等各种差别，在这些差别存在的情况下，需要根据不同的组织特性去协调好大学文化的价值矛盾关系，通过这样一种协调来使得中国大学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特点，而不是千校一面。这样一来我们中国大学离内涵式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就不远。
“政策研究不是推磨，而是赛马，比的是快而准，积极响应国家重大战略，在求真和务实中找到平衡点和突破点。”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表示，“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不仅要加快‘双一流’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还要完善教育法治，实现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周洪宇表示认为，加强高水平大学的建设，最根本的、最基础的、最长远的是要从教育的法治建设入手。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中，“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再次被纳入政府工作报告。“双一流”建设有什么样的共性和特性？中国的一流大学距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双一流”代表哪些能力、行为或结果？……
日前，由长江教育研究院、江苏大学、江苏教育现代化研究院主办的2019镇江·长江教育论坛在镇江召开。来自国内高校的50多位领导及教育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高水平大学建设、大学内涵建设以及大学评价等前沿问题，为高水平大学建设和实现教育强国梦贡献智慧。
资源堆砌无法支撑高水平大学建设
“双一流”建设如火如荼，但是在学者眼中，很多大学对内涵式发展热情不足，既缺乏远景的规划，也没有制度改革措施。
为了探究高水平大学的建设规律，浙江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眭依凡教授先后调研了香港、美国等地数十所高校。在他看来，一流大学建设不是仅靠资源就可以支撑起来的，“利用高校自身的治理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能有效提升高校发展的内生动力。这是给我国‘双一流’建设的一个启示”。
“外延式发展是传统的一种发展模式，以速度和规模为发展要素，内涵式发展则是现代发展模式，强调的是质量和效率。”眭依凡认为，外延式发展主要靠投入，投入后规模就可以扩大、速度就可以提升，但追求质量和效率的内涵式发展则要强调改革。
“通过优化高校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创新发展能力，通过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来实现内涵式的发展。” 眭依凡强调，大学内涵发展的途径就是构建结构，创建一个依据效率优先、整体设计、民主管理、依法治校的原则来构建大学的治理结构。
据了解，香港科技大学用20年时间冲进了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但它仅有理学院、工学院、工商管理学院、人文社科院四个学院，教员700人不到，各类学生14000多人。
“香港的大学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管理部门允许大学自主发展，而且研究跟教学之间是融合的。”岭南大学（香港）副校长莫家豪认为，作为高等教育的教师、研究人员，不应只是为了研究排名、发表文章。学校非常重视研究能不能转化成学生学习的内容，能不能提升香港总体的教育水平，更重要的是学校的研究能不能对社会经济有好的影响。
以“生态思维”规划“双一流”建设路径
“如果说大学是教育的皇后，那么，‘双一流’便是皇后的皇冠，‘双一流’A类高校就是皇冠上的明珠。”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胡金波以哥德巴赫猜想来类比“双一流”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共鸣。
“育人为本，人才为基，贡献为王，是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的三个基数。”在胡金波看来，学校破解哥德巴赫猜想的方法是需要寻找到南大的阿基米德杠杆。其中，最重要的支点是改革创新，要向改革要活力、向创新要动力，而难点在于需克服学校学科建设过程中的“布朗现象”。
布朗现象指的是分子的无规则运动，反复的碰撞消耗大量能量。学校要坚持由无序走向有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优化管理。尤其是克服学科建设过程当中这样无序的状态。胡金波介绍，学校努力构建具有南大特色的学科生态体系，该体系是宝塔型的，非电线杆型的；是成长型的，非干预型的；是体系型的，非条块状的；是特色性的，非体重性的。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让不同学科的教授在不同岗位上发挥着作用。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让每一个人都有出彩的机会。
“假设目标是把冷水烧到120摄氏度，上半场水温上升迅速，任务顺利完成，而到了下半场就要创新方法、方式、模式、工具。”在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孟繁华看来，这样的“半场理论”隐喻在于，下半场的重点是探索突破拐点的“高压锅”，深化综合改革并且重新构建教育生态。
江苏大学校长颜晓红则认为，大学的构建要围绕人才成长的规律，并将其放到大环境里来考虑。除围绕两个纵向环境：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态势，还要围绕两个横向环境，一个是国际合作高等教育的格局，另一个就是行业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只有在这两纵两横的大环境下遵循人才成长的规律，才能办成真正一流的高等教育”。
内涵式发展不能靠数据说话
“现在不少高校在建设‘双一流’时，非常关注数字、数据。从数字角度来看，的确不少高校的数字非常好看，但是事实上，现在的部分学校，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那时的校园更像是一个大学。”会议现场，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阎光才抛出一系列问题，引起现场专家的热议。内涵式发展所强调的内涵是什么？内涵是数据吗？
阎光才认为，大学的本质不是简单通过数据能够反映出来的。关注“双一流”，不可避免地关注数据，但不能唯数据论。
阎光才认为，围绕着数据所形成的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管理思维、经济思维。数据带来的最重要的是生态问题。教师入职初期，在证明是否具备学术实力方面，数据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进入到职业中期教师能力已经被认可后，是否还需要一系列的数据考核方式？
“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要强化一种信任机制，然后要维护权利，拥有权利，才会更好地履行义务。才能够让大学变得更成熟，让学者、让学生快速成长起来。”阎光才说。
“大学的内涵和建设路径，说起来都是文化问题。”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表示，中国有 2600余所高校，普通高校有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所属关系，也有不同的服务面向等各种差别，在这些差别存在的情况下，需要根据不同的组织特性去协调好大学文化的价值矛盾关系，通过这样一种协调来使得中国大学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特点，而不是千校一面。这样一来我们中国大学离内涵式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就不远。
“政策研究不是推磨，而是赛马，比的是快而准，积极响应国家重大战略，在求真和务实中找到平衡点和突破点。”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表示，“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不仅要加快‘双一流’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还要完善教育法治，实现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周洪宇表示认为，加强高水平大学的建设，最根本的、最基础的、最长远的是要从教育的法治建设入手。
